在這一波支原體肺炎的流行中，更多被感染的是兒童。兒研所里，到處是一模一樣的吊水瓶，許多孩子手上都插著滯留針——因年齡小，滯留針可以讓他們免受多次打針的痛苦。這里最小的孩子僅僅幾個月大，戴著迷你口罩，被大人抱在懷里，胎發被剃去了一點，打著頭針，不時啼哭；最大的孩子與黃詩艷的兒子一樣，是十來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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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李清揚 楊璐源

編輯|易方興

運營 |圈圈兒

來回換藥

兒童吊瓶滴得很慢，一滴，再一滴。黃詩艷頻繁抬頭看。掛水進行到第三個小時，快要見底了。

這是兒子輸液阿奇霉素的第四天，也是十歲的他患上支原體肺炎的第十天里，換的第三種藥。

10月17日這天，黃詩艷第三次來到首都兒科研究所附屬兒童醫院（簡稱兒研所）。為了避開高峰就診人群，早晨五點半，她就登上了從燕郊開往北京的公交車。兒子伏在她身上休息，她卻一刻不停地刷著手機，希望能搶到一個“撿漏的號”。

最開始，她去的其實是燕郊的一所醫院，醫生開的是頭孢類抗生素，吃了幾天發現無效；又在兒研所通過胸片和咽拭子測試，確診了支原體肺炎，換上了口服阿奇霉素；又吃了幾天還是沒什么效果，醫生再次把藥換成了直接輸液，用的是阿奇霉素注射液。

支原體肺炎，是由肺炎支原體引起的急性肺部炎癥。根據北京市疾控中心定義，肺炎支原體是一種介于細菌和病毒之間、目前世界上已知能獨立生存的最小微生物。肺炎支原體無細胞壁結構，像是沒有穿“外套”的細菌。

與黃詩艷的遭遇相似，這一波支原體肺炎的特點之一，是不少家庭都經歷了治療無效到換藥的過程。

江薔生活在吉林，她給孩子的換藥經歷，更多是因為在中醫和西醫之間來回切換。她先去看了西醫，由于她自己身體對阿奇霉素有不良反應，所以當10月9日，查出孩子得了支原體肺炎時，她不同意醫生開的注射阿奇霉素方案。

然后，她自己換了家中醫院，是當地朋友推薦的，注射炎琥寧和頭孢。孩子連著吊水了四天，沒啥用，“晚上一回去就發燒”。

▲北京兒研所輸液臺，正在進行輸液的女孩與一旁陪伴的母親。圖 / 每日人物攝

而且，她查詢后發現，國家對兒童注射中成藥有嚴格的規定，炎琥寧也與治療支原體肺炎“藥不對癥”，她一下慌了。又換了第三家西醫醫院，醫生開的是紅霉素加頭孢。等于她連續換了三輪藥。

還有的家庭，則是眼看著現有的藥效果不明顯，自己做主決定換藥。但這種做法有很大風險。

10月14日，輸液阿奇霉素的第三天，80后北京媽媽如薇的兒子燒到了40度，咳嗽越來越嚴重。如薇很焦慮，在網上瀏覽了一些支原體相關文章，決定給兒子換藥。

她打算用多西環素代替阿奇霉素。問了醫生，醫生說可能會導致牙黃，她回答：“命都快沒了，牙齒黃不黃的有什么關系？”

但丈夫不同意，認為一切聽醫生的為重。夫妻出現了極大的分歧。最后，如薇說：“孩子是我生的，出了事我拿命賠！”

經過商討，夫妻倆研究了北京市疾控中心關于支原體肺炎用藥的建議和安全用量，給兒子換了藥，口服了半粒多西環素。

隱蔽的高發期

在這一波支原體肺炎的流行中，更多被感染的是兒童。而這些家庭種種的換藥經歷，都表明這次支原體肺炎治療起來頗為周折。

在北京，通常每年的8月到12月，是肺炎支原體感染的高發期，但今年來得更猛烈。10月17日，在北京的兒研所里，由于人多，排隊看病需要4個小時以上。到處是阿奇霉素注射液的吊水瓶，許多孩子手上都插著滯留針——因年齡小，滯留針可以讓他們免受多次打針的痛苦。這里最小的孩子僅僅幾個月大，戴著迷你口罩，被大人抱在懷里，胎發被剃去了一點，打著頭針，不時啼哭；最大的孩子與黃詩艷的兒子一樣，是十來歲。

許多人一聽到“肺炎”就有些害怕，所以哪怕距離遙遠，也要來大醫院看看。比如，一位65歲，家住密云的保定老人，就和妻子、兒媳婦一起，陪7歲的孫女來到兒研所。他肩上背著孫女的書包——這天本來如往常一樣，由他蹬著三輪車送孫女去上學，可孩子的咳嗽持續了好多天，反常地表達“不想上學”，一家人由此商量來醫院看看。

▲圖 / 每日人物攝

數據也顯示出這一波支原體肺炎的波及廣泛。今年，各地因支原體肺炎前往兒童科門診和兒童醫院的就診人數超越往年。如上海，官方號“上海黃浦”于 11日發文：“7月以來上海兒童醫學中心收治支原體肺炎患兒近 400名，與往年相比，占比翻了一番?！?/p>

除了北邊的北京，東邊的上海，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中部的重慶和南邊的廣州。根據南方日報，在國慶假期期間，廣州市婦女兒童醫療中心珠江新城院區的發熱門診，日接診量破千，有20%-30%的患者都感染了肺炎支原體，占比較大。

而重慶某三甲醫院的兒科主任崔郝寒也告訴每日人物：“這個感染每年都有，但是近兩年更多了，今年在兒童當中的發病率更高?！?/p>

在確診之前，許多父母都經歷了一段自己在家給娃治病的過程。之所以覺得這次支原體肺炎“不好治”，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過往的治療模式都失效了。

一開始，很多父母會覺得孩子得的是普通感冒。

10月4日，當小兒子開始咳嗽時，上海媽媽徐茗就給兒子吃了易坦靜來止咳，“以往差不多一瓶就會好的”。

然而，孩子接著出現了發燒的癥狀，徐茗又給孩子吃了美林退燒，還吃了小兒肺熱咳喘顆粒。

這時候正好處在秋天來臨的季節，換季時的咳嗽與發燒，她過去也經歷了很多次，“沒有往支原體肺炎那方面去想”。

直到過了一周，孩子依然沒有起色，去醫院驗了血，拍了CT才發現，“左右肺都有感染，除了支原體，還感染了甲乙流”。

與此同時，由于支原體沒有細胞壁，那些抑制細胞壁合成的抗生素，比如青霉素和頭孢類等治療細菌性感冒和肺炎的藥物，對支原體是無效的。這也導致另一些像黃詩艷這樣的家長，給孩子吃了頭孢之后，發現孩子依舊在發燒。

▲圖 / 視覺中國

在這一輪病情中，許多關于支原體肺炎的醫療科普都提到了一個相似之處：等到發現時，往往癥狀偏重。《北京日報》就報道，“支原體肺炎的特點是‘癥狀重’而‘體征輕’，即患者發熱、咳嗽癥狀很重，但是早期的肺部聽診沒有特殊變化，是聽不出來的，后期才出現呼吸音減低或干、濕啰音等。”

而北京兒童醫院官方在介紹支原體肺炎時，也提到它較長的潛伏期和傳染性，“潛伏期1-3周，在潛伏期內至癥狀緩解數周，都具有傳染性”。而需要及時就醫的情況，是“孩子持續發熱三天，體溫沒見好轉或病情反復，有明顯咳嗽，呼吸頻率增快、呼吸困難、發紺、頭痛、惡心、嘔吐、腹瀉、皮疹、精神差、抽搐等”。

耐藥

在去醫院確診后，家長們還不得不面對一個更強的敵人——耐藥性。

重慶某三甲醫院的兒科主任崔郝寒最近經常加班，感染兒童越來越多了。她發現，耐藥性增加了治療的難度。她告訴每日人物：“今年很多支原體肺炎的感染兒童都用上了二線藥。”

所謂二線藥，是醫學術語，指一線藥物治療產生抗藥性后使用的藥物。二線藥物的治療效果相對一線藥物較差，副作用較大，不易耐受；同時，二線藥物只在一線藥物無效時考慮使用，不會被廣泛推廣使用。

崔郝寒醫生說，阿奇霉素這類大環內酯類抗生素屬于一線藥，而左氧氟沙星、多西環素等屬于二線藥，“平時并不常用”。

▲阿奇霉素分散片。圖 / 視覺中國

丁香園采訪多位醫生的報道也指出，在耐藥率升高的肺炎支原體中，新型四環素類藥物（米諾環素、多西環素）是治療肺炎支原體的替代藥物，“但對于兒童，如果用了阿奇霉素兩三天沒有好轉，或是做了檢測確認耐藥，會建議使用多西環素或左氧氟沙星，這屬于超說明書用藥，需要家長簽字確認”。

在國家兒童醫學中心牽頭撰寫的“兒童肺炎支原體肺炎診療指南（2023版）”中，由于可能導致牙齒發黃和牙釉質發育不良等副作用，明確規定8歲以上兒童才可以使用新型四環素類藥物。

寧波市婦女兒童醫院曾經做過一項研究，他們對2019年到2021年住院的6782例0-14歲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兒進行調查，發現2020年的耐藥率高達84.04%，“抗生素尤其是阿奇霉素和螺旋霉素的大量使用，使得肺炎支原體對其耐藥程度大幅增加”。

▲喂生病的孩子吃藥。圖 / 視覺中國

不同的研究也發現，如今，中國肺炎支原體的耐藥形勢十分嚴峻，《上海預防醫學》期刊上一篇針對浙江省寧波地區兒童的分析就指出，在一些醫院的臨床分離株中，甚至大于92%的肺炎支原體，都對阿奇霉素這類大環內酯類抗生素存在耐藥情況。

作為一款1980 年研發問世，1991 年開始銷售的抗生素，阿奇霉素的使用已經歷經了32年。在這個過程中，阿奇霉素的濫用一度引發爭議。早在2014年，美國急診醫學會第二十屆年會上，許多專家就呼吁停止將大環內酯類的阿奇霉素，用于各種常見感染的治療。調查發現，“阿奇霉素在國內廣泛使用的情況非常嚴重，許多醫生已經養成開具該藥的習慣，甚至許多家庭常備藥庫中就有阿奇霉素”。

每日人物訪談的不少家長，家里也自備以希舒美（阿奇霉素干混懸劑）為代表的口服型阿奇霉素。這些藥，多為之前因炎癥去醫院就醫，醫院開具的處方藥里留下來的。比如江薔，雖然拒絕了輸液阿奇霉素，但她在兒子確診最初的三天，給孩子服用了一個療程的希舒美（兒童口服劑型），“不能長期一直吃”。

對于使用阿奇霉素，兒童肺炎支原體肺炎診療指南（2023年版）明確規定了最長使用時間。輕癥的治療方案為口服或者輸液，療程為3天，必要時可延長至5天；而重癥的治療療程為輸液7天阿奇霉素后，間隔3-4天后，才能開始第2個療程。

然而，許多家長為了盡早見效，會人為增加孩子吃藥時間。

加上如今，購買抗生素的環境也非常寬松，這也增加了抗生素濫用的風險。因為，就算沒去醫院，也可以靠著網絡處方單，或是用其他處方單糊弄，輕松買到抗生素。比如，如薇給兒子換的多西環素，就是用頭孢抗生素的處方單，經線上買藥平臺的審核，在家附近的藥店下單的。

她下單時，該藥店多西環素僅剩3盒。

治愈

好在，經歷了反復拉扯之后，疾病也終有治愈的時刻。

10月17日上午11點半，輸液還有最后一點點，督促孩子喝了水，黃詩艷又拿出一片芒果干給兒子吃。

阿奇霉素注射液的效果在漸漸發揮。輸液第一天之后，黃詩艷兒子的發燒溫度就停在了38.3度，“不再往上升了”。隨著輸液時間增長，體溫逐步下降，到了第四天，體溫已經恢復正常。

▲大廳的配電間鐵門，貼上掛鉤，成為孩子們輸液掛吊水瓶的場所。圖 / 每日人物攝

小男孩看起來氣色好多了，盯著隔著走道對面的孩子iPad播放的視頻津津有味地看。吃完芒果干，他湊近母親身邊悄悄說：“等會兒想去附近的公園溜達溜達?！?/p>

經過這一次長久的生病，黃詩艷產生了新的焦慮——“以后要帶他多出去走走”，多運動，免疫力才能上來。

而在這次感染中，一些就算是反對抗生素濫用的人，最后也會無奈使用它。

北京35歲的房達亮記得，在他還小的時候，生病了奶奶就會給他吃消炎藥，“其實那就是抗生素”。很長一段時間，生病了吃消炎藥的想法在他心里根深蒂固，“就覺得吃了就能很快好”。

長大后，房達亮逐漸對使用抗生素形成謹慎的態度。然而，10月17日，房達亮五歲半的女兒出現了咳嗽的癥狀。起因是周末他帶家人去爬香山，到達山頂孩子非要吃冰棍。一整個晚上，女兒咳得睡不著覺，早上五點就在咳嗽。

他原本不打算吃抗生素，直到看了微博熱搜里的一條新聞，“杭州交通918”提到過一個重癥的例子，杭州市第一人民醫院兒科接診了一位十歲的患兒。孩子出現反復咳嗽、發燒的癥狀，病程12天時，檢查后確診為支原體肺炎，并且，“肺部白色區域內出現黑色小空洞，部分肺壞死”。

這讓他一時間有些焦慮。加上朋友說，附近的醫院兒科排隊要排五個小時，“早上去拿號，中午回家吃個飯，再過去都要再等等”。他還擔心，女兒在醫院等太久會產生交叉感染。

妻子問他：“怎么辦？”

思考再三，他準備給女兒吃口服的阿奇霉素。這有些荒誕，哪怕他是一個濫用抗生素的人，他也不得不承認，在這個令人焦慮的系統里，自己最后變成了濫用抗生素的一份子，“因為這能讓內心焦慮稍微平復一些”。

他知道自己是錯誤的。

（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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